母体和胎儿之间的细胞输送是由Schmorl于1893年首次提出的。直到大约一个世纪以后，使用细胞分选和聚合酶链反应来量化和分析这些胎儿细胞才发展起来。2011年10月起，开始追求现在通常被称为无创产前检测（NIPT）或游离DNA检测的临床应用和先进技术的商业效用。近日，美国加州大学的Christina S. Han博士和Lawrence D. Platt博士关注了无创产前检测（NIPT）并在AJOG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NIPT出现短短几年时间里，基因异常的产前诊断前景已经显著改变。在这个问题上， Larion等报告了NIPT对传统非整倍体筛查和等同于引进NIPT诊断试验的影响。指出平均每月一次的慢性绒毛取样和羊膜穿刺操作应分别减少77.2%和52.5%。虽然NIPT包括多个地区和患者个人人口统计资料，但是报告清楚地表明，产前诊断非整倍体筛查中有一个本质的思维模式转换。
NIPT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病人和医生的关注。在10周胎龄进行的早期和改良的非整倍体检测超过传统孕早期使用颈部半透明厚度和血清分析筛查的检出率（85% -90%）。除了常见的胎儿染色体三倍症，NIPT还可以提供性染色体异常和高危胎儿性别混乱（如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的信息。
此外，还可以有效评估胎儿Rh状态来确定是否需要使用抗D免疫球蛋白。尽管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目前只推荐用于高危患者。但是其广泛推出和市场潜力使得NIPT几乎成为“常规孕早期产前诊断”的一部分。最近的研究更是支持人们对NIPT的热情。
由于其广泛使用和接纳，NIPT作为常规产科护理的理想模型还有待定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使NIPT和之前的产前诊断临床设备一体化。将NIPT整合使病人和医生都很困惑，他们不知道这个检测应该同时进行还是依次进行，或者是相互独立的。同时进行NIPT和传统非整倍体检查检测结果不一致，这种案例导致侵入性诊断检测变得更加艰难。
在检测之前进行预测遗传咨询来确保病人理解NIPT的局限性和好处是很有必要的。患者和医生都必须知道以下几个重点：⑴检测率优于其他产前筛查；⑵只是检测，不是诊断；⑶诊断测试建议确定阳性结果；⑷NIPT没有侵入性检测全面。患者还应注意，NIPT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在21三体综合征和其他常染色体非整倍体中不同。胎儿分数（孕妇体重、种族、吸烟和胎儿年龄）的差异改变了不同非整倍体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遗传咨询会议指出，NIPT的介绍会比以前更耗时，因为病人对这些知识并不了解，需要更多的强化教育。然而，对于繁忙的产科来说，全面的遗传咨询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基因检测的迅速扩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细胞遗传实验室都在雇佣遗传咨询师。最近很多公司都已经意识到咨询服务的缺陷，开始雇佣大量的遗传顾问来开发自我教育在线模块和工具来帮助那些对检测有疑问的患者。
因为患者早期得知不存在非整倍体而安心，所以孕早期综合超声筛查也在不断发展。早期解剖学检查可以提供无颅、先天性囊性水瘤等信息，这些信息单凭NIPT无法检测。最近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证明早期发现这些异常是“合理的”，但是没有考虑到孕早期常规解剖学评估的需求。我们相信随着孕早期传统非整倍体筛查逐渐消失，NIPT逐渐增加，孕早期超声筛查不应该被抛弃，而是应该发展成早期的详细解剖学检查。
传统孕早期筛查也提供孕产妇血清被测物的信息，可以作为子宫胎盘异常的标志。与孕妇相关的血浆蛋白-A水平与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被认为是产前检测和生长需要的潜在的标记物，但是尚未证明改善围产期结局。随着产科对子宫胎盘异常更有效的新型筛查模式的发展，当前孕早期血清被测物将减少使用。孕中期孕妇血清甲胎蛋白也将渐渐被能够检测神经管和腹壁缺陷的高分辨超声检查取代。
此外，有些公司已经能够进行复制数目变化（CNVs）的限度检查。但是罕见CNVs的低发病率影响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显然，微缺失的低发病率缺乏阳性检测。目前，微缺失被当作“偶然发现”被报告。我们认为在这种检测的临床医疗设备全部开展之前需要一个前瞻性临床试验。如果试验证明其效力，我们期待更多的症状和疾病的标志物，可以通过胎儿游离DNA实现无创。
同时，医生必须考虑NIPT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当前美国NIPT成本为500-2700美元，英国为400-900英镑。NIPY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和当前英国筛查模式表明，如果当作一线检测，NIPT可能更有利，但是成本更大。此外，与NIPT作为诊断工具相比，作为筛查工具的NIPT需要确定羊膜穿刺术划算且能减少正常怀孕的流产。使用成本模型来评估对高危人群的使用表明临床应用和成本具有显著优势。
未来母胎医学从业人员培训时，思考模式转变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在内。明显减少的侵入性检查将导致更少的人能够充分掌握这项技能（如绒毛膜绒毛取样）和维持其熟 练度。在加州，专门的产前诊断中心每年需要提供充足的慢性绒毛取样和羊膜穿刺术病例。但是操作的减少导致国家已经降低了每年需要的病例数。所需病例数的减 少必然不利于对不良结果的监控。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为了保证患者安全，资格审查过程仍然普遍需要，因为这些操作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旧的“见一个，做一个， 教一个”模式已经不在适用。
在这个NIPT不断前行的时代，医生依然需要谨慎和明智的对待这个检测。医生必须更新技术，并且为患者提供充分理解新的检测模式的途径。他们必须时刻准备回答高学历且善于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病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临床试验对低危人群使用NIPT进行评估，同时也必须重新评估孕早期详细超声检查的作用。非整倍体筛查的临床法则必须由我们国家组织修订，将NIPT合并到当前筛查中去。NIPT只有经过这些过程，才能真正被称为“变革者”。
